基督教传教士打开科学之门及贡献
在我们的心目中，“科学”具有无可争辩的崇高位置，“科学发展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兴国”等口号深入人心。然而，尽管我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史，我们祖先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我们的古代工匠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明了许多当时世界最先进技术。但是，对于科学之根本的科学原理，我国古代学者则完全乏善可陈。例如，古罗马时期阿基米德发现的浮力定律和杠杆原理，二千多年我国的学者都毫不知晓。从根本上讲，科学不是在我们本土土生土长出来的，而是一种外来文化。这种外来文化，来到我们这个几千年封闭，又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国度里，遭到了非常强烈反对和顽固的抵制，发展过程反反复复，历尽坎坷艰难。反对来自三个方面，以儒生为代表的士大夫、掌握皇权的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
传教士向中国开启科学大门令今天许多中国人难以想象的是，首先把近现代科学介绍给中国人的是一批西方传教士。早在公元13世纪，就有零零星星的方济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但是，他们的人数太少，没产生多大社会影响。至15世纪初，葡萄牙人出现在中国南方，传教士来华的人数大幅增加。自年至年，来华的传教士总计达名。这些传教士中很多既是虔诚的教士，也是学问渊博的学者，怀着对宗教的献身精神，来到中国。他们带到中国的行李箱里，不仅有圣经和圣像，也有大量的哲学和科学书籍，以及科学仪器。其中，最著名影响也最大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和比利时人南怀仁。利玛窦（MatteoRicci?，~年）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他认识到，要让中国人接受天主教教义，应当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工艺美术引起士大夫和皇宫大臣的兴趣。同时，应该在天主教教义和儒家学说之间寻找共同点，用适合中国的方式传教。利玛窦在中国文人中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知识。他告诉中国人地球是圆的，而不是中国人一直以为的“天圆地方”。他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以此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在这幅地图中，利玛窦做了点小小的手脚，他不是采用世界地图的一般做法，而是把中国放置到地图的正中央，既让中国人大开了眼界：“哦，天下原来有这么多国家！”也让中国人的虚荣心得到巨大的满足：“嘿，咱中国被四夷围在正中央，真是众星拱月呀！”地图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利玛窦的策略和努力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结交了一批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产生了一定得社会影响。他结交的官员中，杨廷筠、李之藻和徐光启成为当年在中国推广基督教的“三大柱石”。其中，徐光启因官居朝廷高位和不遗余力的努力，作用尤为突出。徐光启在利玛窦的影响下，皈依了天主教，提出要用基督教教义“补儒易佛”。出于对西方科学的仰慕，徐光启提出要将西方科学介绍到中国来。利玛窦认为，要学习西方科学，首先得在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学会逻辑推理。而最合适的途径就是学习几何学。在他的推荐下，他与徐光启等人共同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困难是很大的，几何学中的大多数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等都没有相应的词汇对应，只能由他们从新创造。这些词汇被创造后，一直沿用至今。年，徐光启和利玛窦等人翻译完成《几何原本》前六卷，并在北京印刷出版。由于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努力，从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共有一百五十余种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利马窦于年逝世，年墓地迁葬于北京二里沟滕公栅栏。年墓地被义和团砸毁。其后清政府重修被毁墓地，还立了道歉石碑。文化大革命期间，利玛窦墓碑被埋于地下让其“永世不得翻身”。年后墓地得到修复。年11月8日，在纪念《几何原本》翻译出版周年纪念活动上，徐光启、利玛窦及另一名传教士熊三拔的三位翻译者后裔，在有关部门牵线安排下，在上海聚会。汤若望（~年）德国人，耶稣会传教士，是继利玛窦之后，第二位在中国影响较大的传教士。汤若望年受耶稣会派遣，到达澳门，到达北京。在入京的头两年中，以对月蚀的准确测算赢得了户部尚书张问达的赏识。年，汤若望在中国撰写了详尽说明望远镜的“远镜说”。年，由礼部尚书徐光启疏荐，供职钦天监，译著历书，推步天文，制作仪器。期间，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阿格里科拉（GeorgiusAgricola）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定名为“坤舆格致”。崇祯皇帝御批：“发下‘坤舆格致’全书，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
崇祯七年，汤若望与徐光启、李天经编成《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又受明廷之命督造战炮，指导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放炮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由焦勗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和《火攻秘要》一卷，为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崇祯九年，汤奉旨设厂铸炮，两年中铸造大炮20门。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有《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明亡后，汤若望为满清政府服务，摄政王多尔衮决定，将他修订的历书定名为《时宪历》（《崇祯历书》删节版），颁行天下。顺治元年十一月，汤若望受命掌钦天监监正。钦天监地点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担任台长。以后，这一朝廷的重要职务由西方传教士担任了多年。汤若望逝世后，其继承者是比利时人南怀仁（~年）。南怀仁年，被派遣来华，年被派去陕西，年被调往北京帮助汤若望从事历算工作。年，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传教士受到迫害。汤若望因身患瘫痪，说话困难，且身系桎梏，跪地受审，无力申辩。南怀仁不辞艰险为他辩护。年南怀仁获得开释。年4月1日，南怀仁被授以钦天监监副。4月9日，奉旨“历法天文，概第南怀仁料理”。南怀仁供职钦天监后，重造天文仪器。，他设计监制的六件大型天文仪器，安装到北京观象台上。南怀仁后来还制造过简平仪、地平半圆日晷仪等多种天文仪器。这些仪器，典雅精美，至今仍陈列在北京古观象台。南怀仁还将各种仪器的制造原理、安装和使用方法等详细记述，绘图立说。南怀仁接着又编纂完成了《康熙永年历法》三十二卷。
南怀仁不仅在中国天文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一生有大量著作：《测验纪略》一卷（）、《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坤舆图说》二卷（）、《简平规总星图》（）、《新制灵台仪象志》十六卷（）、《坤舆外纪》一卷（）、《坤舆格致略说》一卷（）、《神威图说》（）、《形性之理推》（）、《穷理学》（）（未刊刻）、AstronomiaEu-ropaea（，《欧洲天文学》等。这些著作不仅包括，西方精深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和工程等科学知识，还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社会法律、交通运输、气候条件等方方面面的知识，以大百科全书的宏大方式展示在当时的中国人面前。传教士不仅传授理论知识，而且，利用机会向中国人展示西方技术，以扩大他们的影响，如：年4月，汤若望、南怀仁用滑轮组将一口重达12万斤的大钟悬挂到钟楼里，这在当时中国人眼里，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年清廷要将孝陵大石牌坊石料运过卢沟桥。石料重12万斤，放在16个轮子的大平板上，至少需要匹马来拉，可是，这么多的马匹挤在狭窄的桥上，根本不可能驾驭。在一筹莫展之际，清廷想到了南怀仁。南怀仁决定采用绞盘来牵引。起动命令一下，鼓乐齐鸣，绞盘拉动绳索运石车稳稳当当通过了卢沟桥。以后，所有的其他巨形石都这样运过了卢沟桥。
南怀仁还为清廷设计制造至少门先进火炮。其中有：神威将军炮门、红衣大炮53门、永固大将军炮61门和神功将军炮80门。，康熙亲率王公大臣到卢沟桥观看试炮，还脱下貂裘赐给他以示嘉奖。南怀仁制造的火炮至今犹存。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就藏有一门武成永固大将军炮。南怀仁对清代火炮技术发展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对火炮的瞄准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写成专著《神威图说》。南怀仁于年逝世，在华近三十多年，为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康熙皇帝为他举行隆重葬礼，并赐谥号“勤敏”。在明清之际来华而后来客死中国的传教士中，南怀仁是唯一获得谥号的。传教士与清朝皇帝有过一段良好关系，顺治帝把汤若望称作“玛法”（满语意为老爷爷），封为一品光禄大夫。南怀仁自康熙十年（）起担任康熙启蒙老师，服务达二十七年之久，深得康熙赏识。他经常谒见康熙，进讲天文、数学、地理、乐理和哲学等西洋科学知识。南怀仁后来回忆说，“每天早晨，我就进宫带到康熙的住处，往往要呆上三四个小时。”康熙对西法十分景仰，无奈的对大臣们说：“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之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然而，传教士与中国朝廷的关系远不是一直在度蜜月，而是危机四伏。禁教和对科学的封杀，中国在大唐时国力空前强大，强大的自信心使中国以博大的胸怀，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化和艺术，出现了空前文化繁荣。但是，宋、明以来，随着对外战争一次次的屈居下风，华夏民族的心理也一步步滑向偏狭。二千多年来的固步自封，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一天天僵化，失去了吸收新知识的能力和兴趣。对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科举获得功名。一旦考取功名就可以荣宗耀祖，考不上就什么也不是。而打开科举大门的唯一敲门砖是熟读《四书五经》这样的圣贤书。在科场面前，西方科学毫无用处。除此之外，还有文化、习俗等重要因素，阻碍中国士大夫与基督教接触：基督教教堂里，男男女女一起做礼拜，如此的男女混杂，在中国士人眼中，简直不成体统；基督教规定一夫一妻制，这一规定是硬性的，绝对不能违反。然而，许多士大夫或由于对年青女性的喜爱，或由于传宗接代的需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他们放弃纳妾去归到基督门下，是很难接受的；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祭孔”和“祭祖”的认识。基督教是一神教，除了上帝，其它一律不得祭拜。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孔子是圣人，祖宗也是绝不能忘记的。利玛窦深深懂得这些在中国人心目中重要性，因此，他，允许教徒祭孔祭祖，并解释说这是中国人崇敬祖先的仪式，而不是迷信。但是，许多天主教士强烈反对，最后导致中西双方的激烈冲突。
早在明末的年至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反基督运动以南京为中心展开。一位名叫沈漼的官员在奏章中指控基督教会密谋聚众谋反等罪名。南京的教堂被搜查，传教士被捕，人被驱逐出境。对基督教的这次冲击仅持续很短的时间，也只局限于南京。年，顺治病逝，八岁的康熙登基，鳌拜辅政。年，大臣杨光先等攻击新历谬误，并指控汤若望作为钦天监监正，未为病死的皇子选择吉日下葬，导致皇后与皇帝先后哀痛去世。鳌拜随即废除新历，逮捕已中风瘫痪的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传教士。翌年，汤若望等钦天监官员被判处死刑。执行前，进行了一次中国和西洋预测日食时间的对比活动。结果南怀仁等人预测的日食时间远较中国方法精确。荒唐的是，对汤若望等人的惩罚反而加重了，由绞刑变成了凌迟。但不久，天上出现彗星，京城又发生了大地震。清宫被吓傻了，汤若望被释放。而其他相关的一大批汉人，包括：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等人，依旧都被斩首。徐光启自崇祯年起，精心培养的一大批学会西方数学天文的汉人专家，被彻底斩尽杀绝，可叹！康熙五年七月十五(年8月15日)，汤若望病死于寓所，三年后，始获得平反。
年起，罗马教皇裁定中国人的“祭孔祭祖”属于迷信，悍然下令禁止中国信徒从事这样的活动。清廷与罗马教会爆发了“礼仪之争”，最后，双方闹到彻底决裂。年，康熙帝对天主教颁布了禁教令，以后，被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继承和严格执行，成为清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基督教活动被迫转入半地下，局限在边远地区的民间。18世纪时，中国的基督徒从30万减少到20万。中西文化交流跌入低谷，而受伤害最大的是中国学习近代科学的进程，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自然科学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是完全空白。自然科学，首先要求研究者对自然有强烈的兴趣和专注。然而，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的训条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只读圣贤书。”对自然现象毫无兴趣。在方法上，现代科学建筑在实验观察和逻辑推理两大支柱之上。很遗憾，中国古代圣贤的经典从来都没有这两方面内容。清代的俞正燮（——）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俞正燮是当时的一位大学问家，著作浩繁，传颂遐迩。一次，他偶然读了一本洋人的《人体解剖学》，书中说人的心脏位于左侧，而以前他从中国的古书里看到的是人心在右侧。于是，这位大学问家大大感叹一番，怪不得洋人信基督、我们信孔孟，原来洋人的心和我们的心的位置是颠倒的。我们或许会觉得这位学问家实在荒唐可笑，他为什么不抬起手来去摸一下自己的胸口，到底心跳在哪边。但是，这怪不得他，他只信书，而不信实验。即使是摸一下自己胸口那样的简单实验，他也想不到去做的。而他根据心脏位置来判读信仰的跳跃式推理方法，也让今人目瞪口呆，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他没学过逻辑推理。在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几乎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知识的唯一来源。这道大门被沉重关上后，一耽误就是一百多年。3．教会为近现代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开创性贡献年，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形势出现了根本性转变，西方科学进入中国，不再是传教士们通过门缝塞进来，而是西方列强大炮把大门轰开来了。
西方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办学的权利，一批批传教士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各地。年，郭实腊夫人（Mrs.Gutzlaff）在澳门创立女塾，是中国出现的第一所教会学校。耶酥会于年在上海创办徐汇公学，掀开了天主教在近代中国办学的历史。到年，全国教会学校总数达八百所，年时，教会学校总数达两千所，学生四万人。到年，也就是清朝覆灭后的两年，各种教会学校总数达所，几乎遍布中国的所有城市和乡镇。年，清廷宣布正式废止科举，为科举培养人才的私塾悉数倒闭，新学堂纷纷建立。新式洋学堂的师资力量，几乎全部来自教会培养的人才，为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知识转型这一巨大工程，作出了巨大贡献。十九世纪末开始，教会开始在中国发展高等教育，培养高级人才。年，至少有一所学校具有高等教育性质，年，发展到四所。二十世纪初，教会创办的高校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天津工商学院、震旦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十六所。这些高校无论在教学条件、师资力量、管理制度和学生质量等各方面都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即使是中国政府自己建立的学校，也不得不聘请洋人来任教。例如，年，清政府创办京师大学堂，聘新教士丁韪良（W?A?P?Martin）任总教习。清华大学的创立，也是与一位美国传教士的积极斡旋和不懈努力有关的。他就是美国传教士ArthurHendersonSmith。他在年7月18日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到天津任传教士，中国名字叫明恩溥，自此以后，在中国工作了54年，直到年81岁高龄时才回国，年8月31日去世，终年87岁。到中国后，在山东传教25年。长期的民间生活，使他对中国的传统、民俗和中国人的性格有了深刻的了解，先后写了《中国人的素质》、《中国的农村生活》等著作，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这些著作被译成多国文字，广泛传播。尽管他在义和团运动中，险遭不测，但是，年回到美国后，极力向罗斯福总统建议，将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对美的庚子赔款，用作供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的经费。罗斯福接受了他的建议。年12月3日，罗斯福关于将返还庚款用于培养中国留学生的报告在国会获得通过。清华大学作为赴美中国留学生的预修学校得以建立。以后，欧洲各国也仿效美国，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留学生的奖学金。中国教士马相伯则是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泰斗。马相伯（～）祖籍江苏丹阳，父母均信奉天主教，襁褓时即受天主教洗礼，成为天主教徒。12岁入学法国耶稣会办的圣依纳爵公学（后改称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年，获神学博士衔，加入耶稣会，授司铎神职。马相伯居住上海时，蔡元培常去向他请教拉丁文。年8月，马相伯将祖产捐给耶稣会办学，年，创立“震旦”学院，出任院监并亲自授课。梁启超闻讯祝贺：“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该校肄业学生有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郎西和张鼎丞等名人。年，马相伯又与严复等创办复旦公学，任校长，该校后来发展成为复旦大学。光绪三十四年，震旦大学迁址卢家湾（后来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已与年7月18日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马相伯捐现银4万元。辛亥革命前后，马相伯还曾在北京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创办北京公教大学，次年改称辅仁大学。马相伯也积极参与。马相伯一生爱国，被誉为爱国老人。百岁寿诞时，正值抗战，他沉痛地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二十世纪另一位对中国教育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是美国人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官。年6月24日生于中国杭州，父母皆为美国在华传教士。他于年开始在中国传教。年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年，受委托筹资创办燕京大学。资金由美以美会、北长老会、伦敦会等教会提供。当时，在纽约“中国基督教大学董事会”，上海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以及加拿大等地的教会组织出资资助中国的大学教育，有时同时支持多达十六所大学，燕京大学是其中之一，也是规模最大、办得最好的一所，在政治上、国际文化上影响也是最大的。燕京大学建校时，司徒雷登设法在北京搞到历史名园作校址，又从美国捐来巨资，盖起高质量的校舍和教授宿舍，大量延聘著名学者来讲学。当时燕大在办学经费、办学环境条件、师资力量三个方面，都是第一流的，有世界水平的。燕大和国际学术界的关系极为密切，燕京法学院和普林斯登大学有协作关系，可以互换教师。文学院与哈佛大学有协约，得到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其它如和纽约协和神学院、哥仑比亚大学等美国名大学都有关系。司徒雷登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把中国视为他的第二祖国，希望自己逝世后，能将遗骨埋葬在中国。年，遗愿终于得到实现，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出生地西子湖畔的安贤园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墓碑上简单写着，“司徒雷登，—，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参加仪式的有杭州市副市长、美国驻华大使和一些政要，一些当年燕大的学生也来为他们的老校长鲜花。长期以来，教会和传教士对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被忽略、误解。甚至被故意歪曲，说成是为了培养帝国主义的奴才。然而，事实远非如此。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中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近半数为庚款留学生。肄业于震旦学院的学生有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郎西和张鼎丞等名人。许多教会学校都是高度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如：圣约翰大学校训为“光与真理”，和孔子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历届知名者有：贝聿铭、林语堂、颜惠庆、邹韬奋、顾维钧、王正廷、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周贻春、刘鸿生、颜福庆、陈行、牛惠霖、牛惠生、荣毅仁等。他们都是热爱中国的杰出人才。我国第一所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是在年，美国北美长老会、美以美会、监理会、北美浸礼会和基督会联合创办的教会学校。教学方面保持浓厚的宗教色彩，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但是，对中国文化还是非常重视的，学校创立之际就规定，文理两科学生毕业前必须修完20学分的国文课程，是所有科目中学分要求最高的。学校建筑完全是中国特色，环境优美。首任校长德本康夫人13岁便受洗入教，年10月受雅礼差会派遣，与丈夫德本康先生一同来中国传教。年，受北美长老会派遣到中国南京筹备建设金陵女子大学，学校建成后任首任校长。金陵女大把“厚生”（AbundantLife）为校训，其理念源于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所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也是绝大多数传教士的人生理想。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要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但是，他们既爱基督，也爱中国。许多耶稣会传教士是深爱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有许多传教士后来的思维习惯往往已十分中国化，司徒雷登就自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于右任在马相伯逝世后敬赠的这一挽联，是对这些人一生的共同写照。过去，许多宣传说，教会学校是培养帝国主义洋奴才的基地。实际上是不值一驳的，例如：圣约翰大学毕业的顾维钧是我国著名的外交家。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顾维钧代表中国，立场坚定反对日本企图抢占山东，顶着巨大压力拒签巴黎和约。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吴贻芳，是中国第一届女大学生，也是第一位大学女校长，是我国著名女教育家。年，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成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晏阳初生于四川巴中县，十三岁时，进入教会西学堂读书，年入学香港圣保罗书院，年进入美国耶鲁大学。毕生致力于中国和世界的平民教育事业，常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t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具体说就是：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近世的传教士的榜样和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和智能，影响了他一生。年，哥白尼诞辰周年之际，美国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代表评选晏阳初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并列的有爱因斯坦、杜威、莱特、福特等人。晏阳初是获此殊荣的惟一亚洲人。我们应当以更客观的事实来对教会和传教士对我国科学事业所作的贡献作出公正评价。
传医院
医院之类的东西，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但最早在中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伯驾（PeterParker）年生于马萨诸塞，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Ophthalimic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医院、医院、医院等至今仍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机构
中国以前完全没有女子的教育机构，只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在19世纪30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中国的所谓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
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和医院一样，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
传教士与最早的东学西渐
大部分人知道传教士对于“西学东渐”的贡献，但是未必知道中国的《论语》，四书五经等翻译成外语，介绍给全世界的也是传教士。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中学西传的主要方式是：直接携带中国文献回欧洲；选择翻译汉语典籍；著述评介中国文化学人的思想；以报告、书信、日记方式记述日常见闻；编着中英对照字典；编辑出版西方报刊等。年，柏应理带走中国书籍余册。年，白晋代走多卷中国典籍赠送给路易十四。其中有影响的典籍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还包括明《永乐大典》和清《古今图书集成》。汉语典籍最早的西译是《明心宝鉴》于年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译者就是多明我会会士高毋羡（JuanCobo,?--）。“明心宝鉴”是童蒙读物，内容主要是训诲幼童的格言。文献不具有经典性，具有随意性，没有目的性，但确是开先河的。但到了耶稣会士时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选择性。翻译中国学术经典，是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传教“适应性”策略之一。早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就进行了西译汉语经典的尝试。年，他辗转来到广东肇庆，用拉丁语试译了《大学》的部分章节和《孟子》。译着虽然影响不大，但有开创之功，成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年间，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正是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中国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有所了解。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
19世纪70年代，英国传教士穆威廉（HillMurray）在北京成立“启明瞽目院”（HillMurrayInstituteforTheBlind解放后改名为“北京盲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盲校。有位中国盲教员（据说是山东人，叫朱德光；另一种说法是一位姓沈的盲教员和外国传教士合作），将盲字排出北京话的全部音节四百一十多个，人们称它为“康熙盲字”（也称“北京盲字”或“协和盲字”）。这是最早的汉语盲文的开端。年，女传教士岳艾美（国藉不详）在福州成立盲校。她以拼音方法自制过一套拼写闽南话的“福州盲字”。这种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个，每个音节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符。年前后，她又加以改进，字母增加到五十三个，声调符号七个，每个音节由声、韵、调三个点符级成。1年前后，她还提出过一些简写的方法，简写词的前后都有空格，可以说是我国盲文有分词形式的先声。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英、英汉字典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为了翻译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英语学习字典《华英字典》。《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字典，篇幅大内容丰，有丰富的例句及解释，并收录大量成语、俗语。年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及年麦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的《英汉字典》都把它当作参照基础。
传教士和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和手语
中国的聋哑人用手语进行表达一直是随意的，不规范，不统一。我国最早创建规范的手语并建立最早的聋哑学校的是西方传教士。年(清光绪13年)，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创办聋哑学校，并搜集中国聋人手势，同时将手指字母传入中国。这是我国手语应用和聋人教育的开端。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
麻风病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以前的中国许多地方发现了麻风病人就要被烧死，圣经中耶稣曾经多次治愈了麻风病人，成为了传教士们的榜样。年，美国传教士爱伯特和意大利传教士法德路等，在昆明市创建“云南省麻风病院”。之后伯格理在云南，以及其他传教士在中国其他各个地方向都建立了麻风病院，给那些被家人，邻居抛弃的可怜人带来希望。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天文学和历法
传教士中很多人精通天文历算，其中最杰出者为汤若望和南怀仁。汤若望在明末参与修订历法，编纂成《崇祯历书》，并制作天文仪器。清初汤若望、南怀仁相继主持钦天监，汤若望增订《崇祯历书》，康熙赐名《西洋历法新书》，后收入四库全书改名《新法算书》。他还著有《新法表异》、《历法西传》和《新法历引》等，制作了浑天仪、日晷、星球仪、地平仪、望远镜和地屏。南怀仁于年改造观象台，制成新仪6种：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天体仪和地平仪，并将各仪器的制法及用法绘制成图，予以解释，名为《灵台仪象志》。他又把汤若望所遗《百年恒表》相继推至数千年，名为《康熙永年历》。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几何原本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为欧洲数学传入中国之始。他们还编译有《测量法义》、《对数表》、《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编《圜容较义》等。汤若望撰《割圆八线表》，介绍平面三角，邓玉函撰《大测》，介绍弧三角学。穆尼阁以对数表授薛凤祚，薛氏译有《天步真原》。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和现代地理学
在地理学方面，传教士介绍西方地圆学说和世界舆图的测绘，矫正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利玛窦曾绘成名为《山海舆地图》的世界地图，向士大夫们展示，并把所携《万国图志》作为贡品献给朝廷。他在《天主实义》和《乾坤体义》等书中介绍了地圆说，并把西方经纬度线测绘技术介绍到中国，开中国以科学方法测绘地图的先河。艾儒略著有《职方外纪》，记述海外风土。利类思等著有《西方要纪》，介绍西方国土、风俗人物，物产及海程远近。年康熙令白晋主持对全国实地勘测，中西学者合作，历时11年，测绘完成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此图至今仍为全国各种地图的重要根据。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
古代没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行了。另外就是直音法。《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读音常常说“读若某”或者“某声”，就是这种情况。例如《说文》中的“材，才声”，意思是说“材”这个字的读音应该读成“才”。利玛窦根据拉丁文创作了二十六个声母和四十四个韵母的拼音方案，之后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由于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称“利、金方案”。“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明末学者方以智开始思考中国的拼音文字问题：“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字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学者杨选杞看了《西儒耳目资》大受启发：“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利、金方案”促进了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为反切法开辟了一条“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它“引起了汉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反鸦片运动
大家应该都知道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运动，但是他的那一把火并没有把吸鸦片的危害阐述明白。鸦片开始时并不像今天这样臭名昭著，当年它是作为镇痛剂被发明出来的。中国人甚至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福寿膏”。许多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对它的危害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然而，面对烟毒在中国流传越来越严重，“煎膏日夜烟熏天”，“杀人不下亿万干”的情势，传教士们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作调查、统计，发表论述鸦片危害、敦劝戒烟的文章，出版专门性宣传书籍。在华新教传教士的全国大会，也把禁烟作为主要议题之一。
教中人士还组织起禁烟团体，如北京的“戒烟大会”、广州的“劝戒鸦片公会”等，都有些影响力。光绪十六年（年）的新教全国大会，通过的关于禁烟的议案中，有一条即建议在全国设立禁烟总会，各地设分会，对禁烟组织的发展颇有促进作用。他们还利用教会医疗机构对烟毒患者施行戒治，医院、诊所特设此一门诊业务，医院。像英国新教人士德贞（JDudgeon）在北京从事这项医务，成效就颇突出。有些传教士还努力促使本国禁运鸦片，以断绝祸源。19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人士组织“反鸦片贸易协会”，德贞、李提摩太等人积极声援支持、此时已回到英国的理雅各，更直接作为发起人之一。在一次大会上，他慷慨陈词，反对鸦片贸易，认为这是一项罪恶的交易，它使成千上万中国人受害，也不利于英、中之间正常贸易的发展，呼吁鸦片贸易者“停止作恶，学习行善”。传教士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促使英国政府通过决议使鸦片贸易非法化。传教士们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无形间都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当然，之所以他们有这么大的能量，并不是因为他们三头六臂，而是因为他们有耶稣的生命，有十字架的榜样，
他们是从天上来的种子，
他们带着耶稣基督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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