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国医大家钟一棠的养生之道连载七心
-11-11健康树下
1、理偏求和，相反相成
疑难杂证，病机错杂，大多寒热互见，虚实并呈，邪正混乱，升降失常，治疗颇为棘手。钟老认为若能善于运用“理偏求和，相反相成”治则，常可开拓思路，立起沉疴。如寒热并用，攻补兼施，刚柔相兼，升降相因之运用，实可适应病机，贯通诸法，杂而不乱，具有双向调节之效。
2、遣方用药，精简而廉
在治疗法则上，则从整体出发，重视邪正关系、根据“万变不出乎虚实两端，治疗不越乎补泻二法”，从而提出去其所本无，保其所固有，因势利导，引邪外出，作为治疗大法。
钟老认为，遣方用药，方药是“法”之具体运用，应恪守因证立法、以法统方。临床中，首先考虑患者之病证有无可运用前人之成方者，有即用之，或稍更动出入；遇到病证复杂而又无前人之成方可用者，则自拟方药，但总不失“以法统方”之旨。钟老认为，不论经方时方，强调病证结合，方证相应，不可墨守成规，如治疗湿温（即伤寒病），必用重剂葛根芩连汤，每获良效，若遵古而用三仁汤清化湿热、宣畅气机则无显效。
3、仁心仁术，医患相得
钟一棠医术高超，仁心厚德，体恤病家，自年独立悬壶起一直坚守“仁心仁术、悬壶济世”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前在庄桥行医诊病时，经常会遇到一些付不出医药费的穷苦人，钟一棠基本上不收他们的费用，有时，还要另外送药给他们吃。20世纪60年代，钟一棠曾多次参加下乡医疗队，奔赴缺医少药的农村地区，与农民同吃同住。当时农村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他克服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满腔热情地为广大农民患者服务。白天，他不辞辛劳地和乡村医生一起深入田间、农户，为患者看病疗疾；晚上，又常常走访家探病问苦，或辅导乡村医生，传授医术。
中医院建院初期，医生少，病人多，医疗任务繁重，医院领导班子考虑到钟一棠要负责全院的工作和他的年纪，一致同意安排钟一棠一周两个上午的“专家门诊”。对于一生淡泊名利、只揣仁术济世情怀的钟一棠来说，这样的安排，他实难从命，久已养成的习惯使医院转转，要去诊室坐坐，他仍像普通医生那样按部就班参与门诊与病房的诊务工作。他自嘲道：“我天生就是‘劳碌命’。”对于钟一棠的“执拗”，医院领导一班人也无可奈何，只好任之顺之。
医院，他都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仿佛是他生命的又一个春天来临。医院的内科医生，他笃定主意要在这两个人生的舞台上，展现出自己绚丽多姿的生命之舞。开院一段时间后，每个诊疗日，他都要看一百余名患者，而每个“专家门诊”的上午，仍然滞留许多病人。看到那些滞留的医院，钟一棠心里觉得有点沉重，这是一个医者的沉重。
在以往的诊断中，钟一棠发现求诊者有一些肾疾病患者，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得到更周详的诊断。他决定自我加压，每周增加两个半天的“专家门诊”时间，一个定在周六上午，一个定在周六下午，而且周六下午为肾炎专科门诊时间。
他发现急性肾炎倒是可以用西药治疗，慢性肾炎则难以得到圆满的诊治。还有，肾炎患者多数为青壮年农民，许多患者来求诊时已是晚期，转为尿毒症。钟一棠见到这种患者，常是痛心不已。周六下午肾炎专科门诊果然给肾病患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诊治平台。他的敬业精神和精湛的医技，使许多重症患者转危为安。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年纪在不断增长，但他的心始终如一，这就是对患者的一份爱心与对中医事业的执着追求。年7月，钟一棠引贤礼让，医院顾问。这年他已六十九岁，他很理性，清楚自己的精力已不足以再到处奔波。同时，钟一棠也明白，对一个仁术济世的中医来说，这又可能恰好是他最好的时光，他可以比以往任何时侯更潜心于中医学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理性地认识中医中药文化，因而，医院上班。
市里邀请疑难病例会诊他从不推辞，医院安排的专家门诊和病区查房，他也从不让盼诊的病人失望。即使有时自己身体不适，也尽力坚持应诊。他常对身边的学生及医务人员说：“病人是医生的最好老师，医生的医术都是从病人身上学来的，我们要关爱病人，想病人所想，这样才能医患和谐，医生才能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他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他所钟爱的中医事业。
“钟益寿堂”的创办，更是倾注了这位百岁老人深厚的中医情感。从开诊的第一天起，他就对孙子钟之巍、钟之洲及所有医务人员说：“我创办钟益寿堂目的有三：一是传承祖业，重树‘益寿堂’这个百年国医品牌；二是真正做到医药相得，让老百姓能够配到地道放心的中药，所以中药质量一定纯正可靠；三是要充分发挥中医简、便、廉、验的优势，不开大处方，摒弃其他医馆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理念，真正让患者得到实惠。”这就是一个百岁老人的心声。
钟一棠是个“无我”的人，他的书斋名为“无我斋”，笔名“钟无我”，自选集“无名集”。总之，他是一个率真的人，仁心行医，童心生活，在工作事业上更拥有一颗赤子之心。
本连载文章改编自王邦才先生主编的《百岁国医大家钟一棠的养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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